2026年8月10日凌晨，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李民铎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
李民铎先生早年负笈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涅高兹学派巨匠雅科夫·扎克，归国后长期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培养了众多的钢琴人才，对中国钢琴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为缅怀先生的艺术人生，传承其艺术思想与教育精神，《钢琴艺术》杂志特刊发《诗人只有命运，没有功名——李民铎教授访谈录》（原文刊载于2024年第3、4期），以此致敬先生一生对钢琴艺术的执着坚守与无私奉献，愿先生的艺术光芒与精神力量在世间永远流传，激励后辈继续深耕钢琴艺术之路。
诗人只有命运，没有功名
——李民铎教授访谈录
齐欢（下文简称“齐”）： 李老师好！您作为扎克教授的重要门生，同时是涅高兹钢琴学派在中国的嫡传弟子，想必对这个举世闻名的、伟大的钢琴学派充满了感情。而我有幸成为您千禧年从美国归国任教后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常听您讲起年轻时的故事和经历，受益匪浅。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很想请您较为系统地讲述一下您在20世纪俄罗斯钢琴学派黄金年代留苏前后的一些经历。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许多热爱钢琴和古典音乐的朋友们的共同心愿。
李民铎（下文简称“李”）： 好的！从哪里说起呢？或许要追溯到那个沸腾的年代、艰险的岁月吧……
沸腾的年代，艰险的岁月
李： 1958年，贺绿汀老院长尽了最大的力量，为上海音乐学院找到了汾阳路的校园（校区用地），从原来的校址搬了出来。搬家那天，大家汗流浃背，但兴高采烈，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喜悦。可是，我从早晨就开始肚子痛，越来越厉害，无奈只能去医务室找为人非常厚道的杨护士。她瞪了我一眼说：“人家都在劳动，都不肚子疼，怎么只有你疼？”我觉得挺冤，心想也不能让大家一起肚子疼啊！她停了两分钟又说：“别偷懒，快去劳动！”我无话可说，只能接着去劳动。但我吃不下午饭，就躺在一个很窄的长凳上睡着了，醒后吐了一地。同学们看到后，陪我又去找了杨护士，说我是真的病了，她斜眼看了看我问：“肚子还疼吗？”我说还疼，她立马给了两粒止疼片让我服下。果然，逐渐不那么痛了。晚上回到家，妈妈看我没有精神，劝我去医院看看医生。我禁不住她再三劝，就去了。我跟医生说今天白天肚子痛，他说：“现在不疼就没事了，走吧。”刚要离开，医生追了一句：“之前吃过什么药了吗？”我说：“两粒止疼药。”他说：“麻烦了，马上去广慈医院（现为瑞金医院）看看。”一查是盲肠炎，因为耽误快成腹膜炎了。盲肠炎本不是大事，但开好刀后，伤口中间一直有个“洞”合不起来，不能收口。伤口中塞满了纱布，每次换药把纱布往外拉的时候，我真是感觉肠子都要被拉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学校师生要下乡“双抢”。领导问我能不能去，我最怕寂寞，不愿一个人留在上海，于是下乡了。
那是很热的天气，天天劳动，当时我很瘦，每天从早到晚挑担子，担子的重量比我的体重还重。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因为肚子上有“洞”，从里到外是通的，天气又热，有一天挑担子时发现有黄色的水从裤子里流出来，一直到脚上。我知道大事不妙，告诉了队长。队长让同学陪我去大队医疗室。医生是一位年轻的“赤脚医生”，她让我躺下，把伤口外的纱布打开一看说：“你的伤口全烂了！要把烂的地方全部剪掉！”看到她的剪刀比家里剪鱼的剪刀还要脏，我心中犯嘀咕，问：“打麻药吗？”她说：“快拉倒吧！我们是大队医生，哪有麻药？放心，肉已烂，不疼的。”她开始剪，没想到会那么痛，简直像上老虎凳，我不禁痛得大叫！她马上很凶地骂我：“别装！”又继续剪。等她剪完，我已经快晕过去了。直到我70岁时，和一位当医生的学生家长谈起此事，他说：“很难相信，你竟然活了下来，流出来的黄水是绿脓杆菌，你命真大啊！”
齐： 是的，这位家长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在场，真是惊人！您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是如何坚持学习并准备赴苏留学的呢？
李： 我是1957年上的大学，但因为下乡大炼钢铁，再加上后来“开刀”，记忆中，第一年没上过钢琴课。第二年断断续续上过几次。1960年3月左右，学校通知我和洪腾到北京参加选拔，同去的有女子四重奏组、小提琴家、歌唱家等。去之前听说中央音乐学院隔壁失火，许多人为救火而受伤住院。为表示慰问，上海音乐学院领导让我和洪腾带了两只活的老母鸡。现在想想很难理解，几十个人受伤，两只老母鸡怎么吃？选拔比较顺利，洪腾和我都选上了。洪腾被指定去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当时的苏联专家克拉芙琴科（Tatiana Petrovna Kravchenko）一言九鼎，好像挺喜欢我弹琴，还专门为我写了鼓励的话，这个条子现在就在美国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克拉芙琴科在获奖音乐会时上台来祝贺。我的俄文不好，只听她说：“莫斯科见！”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开始，天天在食堂吃的不是烧南瓜就是烧茄子，都是水煮的，一点油星都见不到，我们整天饿得前胸贴后背。当时，听闻北京有一个很出名的莫斯科餐厅，心想，如果她的意思是去莫斯科餐厅的话，那真是太好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要派我去莫斯科学习，并参加柴科夫斯基音乐比赛，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乡下劳动的李民铎
回上海后，我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很关心我。记得他上课示范的声音相当好听，但我那时不太用功，有一次因为练琴思想不集中，他还专门在一个亭子里找我谈过话。他教了我一些比赛能弹的曲子，我练了两个多月琴，之后又下乡了。到了金山，天天劳动，脏得像泥猴一样。一天，有人来找，让我当天就返回上海，说北京要求尽快集中，所以在上海只待了一天。
到了北京是政治学习，大夏天关着门窗，别说电风扇，就是用扇子也要被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大食堂有四千人一起吃饭，记得好多次我都是最后一个吃完，因为一碗饭里一半是小石子儿一样的沙子，我要一直挑，吃得太慢，被赶走时也没吃饱。最后告诉我们马上要去苏联了，我想：我们（一起去的有盛中国、林耀基、刘诗昆）都没有经过俄文培训，怎么办？出发前留给我们一两天的时间置装，当时的皮鞋穿出来很像样，但其实都是硬纸做的，外面有一层薄皮，看起来像真的一样。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李民铎（左一）、丁逢辰（左二）、康却菲（左三）、才旦卓玛（左四）
齐： 确实太艰难了，不论是学习氛围还是客观条件，方方面面都充满了不利因素。但后来您还是踏上了奔赴莫斯科留学的旅程，那一路一定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李： 岂止难忘！这次旅程中发生的一件事，险些断送了我的演奏生涯！上了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成了神仙。记得第一天吃的是巨大的俄罗斯炸饺子，比我的手掌还大，里面是蛋炒饭馅儿，油水很足。我们在车上每天都过着无忧无虑、飘飘欲仙的日子。在大约还有两天的时间到莫斯科时，最可怕的惨剧发生了。去餐车吃饭要经过很多节车厢，我在穿过一节车厢时，前面的人突然把厚重的门关上了，一颗很大的钉子不知怎么戳出来，正好砸在我右手的小指上，顿时鲜血直流，手指几乎成了两半。边上的朋友都大叫：“李民铎完了！”我感到钻心的痛，问朋友伤口里白色的是什么，他们说是骨头。还好当时有人给了我一瓶云南白药撒上止血消炎。这次受伤从未看过医生，但直到今天，那疤痕还深深刻在我的小手指上。我手指严重受伤，甚至快断了的情况，自始至终从未告诉过扎克，因为我怕被遣送回国。
齐： 真是太可怕了！那么您刚到莫斯科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雕像前
在莫斯科的留学生活
李： 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晚上，“柴院”院长请我们大家听索弗朗尼茨基（Vladimir Sofronitsky）的独奏会。当时整个莫斯科最崇拜的人不是里赫特、吉列尔斯、扎克，而是索弗朗尼茨基。甚至很多人把他看得像“天神”一样，有关他的传说传遍了俄罗斯的大街小巷。但他晚年演奏的情况不稳定，据说是因为酗酒。当晚的独奏会是在小厅，开场时间过了二十分钟后，他才歪歪倒倒走出来。报幕的人说曲目有改动：肖邦《第二奏鸣曲》改为肖邦《第三奏鸣曲》。弹得不太好，但总算听到了“天神”一样的人物。接下来是与扎克见面，他有一间很“神圣”的教室，也就是涅高兹的教室，用的不是施坦威，是两架挺大的奥古斯特·福斯特（August Förster）三角钢琴，后面一大排沙发，很多人在听课。第一次见面，他要我弹些东西，我说手破了不能弹。他完全不知道我的状况，说：“下礼拜必须弹，不弹我就没办法教你了，只能让助教听你弹，要是助教也不喜欢，那你自己考虑怎么办吧。”当时他有四位助教：米尔维斯、麦日鲁莫夫、阿利克，还有一位忘记名字了。因为第二个礼拜要弹，我只能抓紧时间练琴，手钻心一样的疼。
齐： 您在手指受伤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忍着剧痛坚持练琴，太令人钦佩了！扎克教授第一次给您上课的情景您还记得吗？
李： 第一次正式上课，也就是我们第二次见面，我弹了贝多芬《“热情”奏鸣曲》、肖邦《幻想波兰舞曲》、斯克里亚宾的一组《前奏曲》和《即兴曲》。他说《幻想波兰舞曲》最好，并且说我的老师（李嘉䘵）教得好！正式学习开始了，生活很艰苦，也没地方练琴。莫斯科本地的学生可以在家里练琴，外地有钱的同学可以租地方练，我们是穷学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练。但扎克从来没有因为我是穷学生而看不起我。莫斯科的冬天很冷，早上六点钟开始用学校很差的立式琴练，天是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到上午八点钟没琴点了，重新到办公室等。到十点半又到另一栋楼的琴房练一个半小时，再回来等。下午四点半还可以再练一会。我从不浪费时间，等的时候基本在背谱子。我是每周二、周五的11至12点上课，之前听高年级的同学很骄傲地说：在这儿，任何新的曲子第一次上课必须背弹。我当时年轻，背得快。周二布置给我肖邦《第二谐谑曲》，周五一定背出；周五给我《第三谐谑曲》，下周二上课一定背出。其实当中时间很短，因为经常开会“反修”，没时间去借谱子，到图书馆开门借到谱子，有时只有一天半时间弹。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从不与扎克解释，一定是背谱去上课。那时候学了大量作品：贝多芬《第七钢琴奏鸣曲》《第八钢琴奏鸣曲》和《第五钢琴协奏曲》（一个乐章，只练了十天又换掉了），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奏鸣曲》，巴托克《组曲》（Op.14），格里格《叙事曲》，肖邦《第四叙事曲》《夜曲》和《波兰舞曲》，柴科夫斯基《大奏鸣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还有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李斯特《练习曲》，肖邦《练习曲》，巴赫《十二平均律》数首，莫扎特《G大调奏鸣曲》。许多朋友以为我跟扎克学的这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是协奏曲，其实莫扎特《G大调协奏曲》是我“文革”后自学的。当时我学习比较努力，每次一个小时的课，回来都做七八页的笔记，这些本子我一直保留着。
1961 年在克里姆林宫前，李民铎（左一）、洪腾（左二）、林耀基（左四）、李其芳（右三）、刘诗昆（右二）、鲍蕙荞（右一）
齐： 说起背谱上课，我自己深有体会，因为您也是要求我们要背谱上课。那么扎克教授对您的演奏有过怎样的评价呢？
李： 要感谢苏联专家阿尔扎玛诺娃对我中学期间的严格训练，以至于到莫斯科后我完全没有涉及改方法这回事，同去苏联留学的同学中有些人一开始都要从改方法开始。我明白自己弹的粗制滥造，但扎克从未批评过，总是鼓励我。有一次，我弹了一半，他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李民铎是什么样的人吗？”在场的人默不作声，不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李民铎是这样的。”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在头顶转圈，越来越远，越来越大。大家明白了，他应该是觉得我是一个充满想象的人。还有一次，我弹了肖邦《第四叙事曲》，他突然叫来了一个当时班上技巧最好的女学生，大发脾气地说：“你坐到李民铎跟前来，好好听听他是怎么弹的。李民铎是用心在弹，而你只是用手在弹。”
参观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林耀基（左一）、李民铎（左二）、鲍蕙荞（左三）
齐： 这些课堂经历真是令人非常难忘！在扎克教授的演奏与教学中，您体会最深刻的是什么？您又对自己在莫斯科留学期间的哪些演出记忆比较深刻呢？
李： 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开始觉得我弹得太直、太硬，不懂得歌唱，对放松的理解浅薄。他用了许多办法帮助我，使我逐渐改进。他示范不多，但有两次示范使我终生难忘：一次，我弹当时很少有人弹的巴赫“平均律”下册的《升d小调前奏曲与赋格》，弹赋格时左手卡顿了，他没看谱子，准确地从我弹断的地方直接弹了下去；另一次，他示范了一首勃拉姆斯慢速的《间奏曲》，声音之美使我觉得仿佛离开了人间，心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的曲目量之大实在是令人惊叹！当时“柴院”的老师们曲目量都很大，我记得吉列尔斯在三个月内的音乐会广告，先是五场奏鸣曲音乐会（从古典到现代全部是奏鸣曲）；开完后马上是另一则音乐会广告：贝多芬五首协奏曲。资料中说刘诗昆的老师费因伯格（Samuel Feinberg）在毕业考时考了六个小时，弹了上下两册全部的巴赫《平均律前奏曲与赋格》、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肖邦《第三钢琴奏鸣曲》，以及莫扎特的某一首钢琴协奏曲。我在资料中看到过：扎克曾经带着普罗科菲耶夫的全部钢琴作品（全部奏鸣曲、协奏曲、独奏曲）旅行演出，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举！涅高兹曾在《论钢琴表演艺术》一书中明确提到两位钢琴家的曲目量之丰富：“索弗朗尼茨基、雅科夫·扎克，以及我国某些钢琴家的庞大而丰富的曲目，不仅使我，而且也使我们整个音乐界感到高兴。”这样的评价可见一斑！有一次扎克开音乐会，上半场是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下半场是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样难度的曲目放在同一场音乐会，在我国至今未闻，但在他的手下，好像信手拈来、轻松自如。他演奏的声音震撼了大厅的每一个角落，穿透了每个人的心。音乐会结束，很多人围着他，说了大量热情洋溢的话。我俄文水平不好，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Очень，Очень Хорошо！”（非常非常好！）
当时我在莫斯科的演出不少。为了缓和紧张的中苏关系，双方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更多的交流，我们经常被邀请去大学、大使馆等场合演出。我主要是弹独奏，有时候也给盛中国伴奏，给合唱伴奏。寒假中我还去过集体农庄演奏，想不到那里有很好的剧场和高质量的琴。记得有一次我演奏了中学时代学过的肖邦《第八波罗乃兹》（此曲因作为当时风靡的电影《肖邦的青年时代》的片头配乐而著名），被传到了列宁格勒的电台播放。还有一次我在一所大学演奏，那是我此生中最恐怖的演出经历，由于没有试琴，弹的时候发现整个琴低了“半个音”。而我的听觉天生是固定调音高，所以演奏时弹的是E听到的却是降E，弹的是F听到的是E……我的神经完全错乱了。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下挣扎着弹完了全曲，这恐怖的一幕，直到今天想起来还后怕。由于我学业有进步，扎克安排我在“柴院”小厅，在他的助教阿利克伴奏下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弹出了自己的实际水平。第二天他告诉我说：“吉列尔斯来了，说你弹得很不错！”我当时不清楚吉列尔斯的权威性，后来知道他与扎克是好朋友，很多东西都是他们一起录制的。吉列尔斯曾说：“如果在1937年‘肖邦大赛’的时候，你们没有听过扎克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那么整个比赛，你们等于没有听过。”
李民铎与盛中国在琴房
齐： 幸亏我问了这个问题，跟您学琴这么多年，很多演出经历等事情我也是现在才第一次听您说起。请您再多谈一谈在教学和生活中的扎克教授。
李： 扎克在1937年得了“肖赛”的第一名和“最佳玛祖卡奖”，当时他的影响极大，后来的评论写道：“因为扎克的演奏，华沙‘疯’了，大家都在议论，不知道他的手指究竟是怎么动的。”这也是涅高兹第一次带学生去华沙参赛。可是自我与扎克从认识到离开，从没听他讲过得奖的事情。他是级别最高的“人民演员”，同样也没有听他提过。现在想想，涅高兹的三大门徒：里赫特、吉列尔斯、扎克，一般把扎克排在第三位，是不公平的。因为里赫特一个学生都不教，吉列尔斯只教少量的学生，而扎克教了二十多个学生，但他并没有怨言，所以涅高兹最后把自己的班级交给了他。有资料写道：“积极的音乐演奏实践活动及其全部意义，只能反映出扎克创作生平的一个侧面；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取得最辉煌的教育活动。”为了争取更多的练琴时间，他每次来校要教七八个小时，当中不休息，到吃饭时也不离开教室，只请助教买一块三明治、一瓶水，然后继续教。当时他有较严重的心脏病，因为教学、演奏生涯压力过大，有一次犯病了，他主动要我去他家。一般外国教授不欢迎学生在病中去看望他们，但对我破例了。他独居在莫斯科最著名的艺术家住的大楼，有一位女佣。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工作室：那是个很高大的房间，当中放着两台施坦威，旁边有两个沙发，茶几上有电话。四面墙改造成从房顶落地的大壁橱，装满了书籍、琴谱、唱片。早就听闻扎克博学，见到这幅景象，更是难忘。进到他的卧室，白色被单盖住全身，只有头在外面，他说：“李民铎，坐吧。”我坐下后他说了简单的话：“我病了，估计不能再教你了，我会安排别的老师接替。”我的反应似乎不近人情，但当时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连“祝你早日康复”都没有说，只说了一句“好！”就离开了。好在后来他的状况见好，还继续教我直至我离开莫斯科。
有一次，我问扎克：“雅科夫·伊兹拉依列维奇，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知道顾圣婴比我先跟你学，她的能力很强，你能告诉我她学得怎么样吗？”扎克说：“李民铎，你知道她在我这里的三个月学了多少东西吗？她学了一座山！但我知道她最后不会得奖。”当时我们都听说了，顾圣婴本来学得很好，但距离比赛只有两个礼拜时她收到家书，得知父亲被判了二十年徒刑，从那时起她的状态就不好了。胜败乃兵家常事，虽然此事真假无法考证，即便“柴赛”没有得奖，依然无损她一生光辉的形象。
我是1962年夏天离开莫斯科回国的。那时因中苏关系紧张加剧，一批批留学生都陆续回国，我知道自己回去的日子快到了。留学期间我攒了一点钱，总要给妈妈、兄弟姐妹和亲友买些东西，但仅有的这点钱却被一个东欧的学生借走，东躲西藏，怎么也不还。那时俄罗斯的水果、蔬菜很贵，我和盛中国在莫斯科的两年里只买过一个橘子分着吃了，但这个东欧的学生可以每天大口大口地吃黄瓜，实在是奢侈。盛中国陪我到处找，房东说他马上要回国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去找了扎克老师。扎克火了，他知道我为人老实，也不核对钱的数目，立刻打电话给这个东欧学生：“你马上把钱全部还给李民铎，否则我再也不认你了！”扎克在欧洲的影响太大，这人吓坏了，立即把钱如数还了。我们有规定，不能告诉老师自己回国后不再回来了；而且我很笨，明明知道林耀基和盛中国当时都与各自的老师照相了，我也没照，只告诉扎克最近要回国。他说：“九月开学你一定准时回来，我让你在莫斯科开第一个独奏音乐会。”他布置了音乐会大致的曲目，但我还是隐瞒了他。
1961 年在克里姆林宫大钟前，李民铎（前排左一）、鲍蕙荞（前排左二）、洪腾（后排左一）、李其芳（后排左二）、刘诗昆（后排右一）、林耀基（前排右一）
齐： 真是遗憾、太让人伤感了！请您讲一点在莫斯科与同学或朋友间的趣闻趣事吧。
李： 我们最亲近的是八个同学，住在同一栋宿舍楼。四男四女，女同学有仲伟、郑小瑛、曹承筠、左因；男的是刘诗昆、盛中国、林耀基和我。我与盛中国住同一间屋子，床对床，中间放一个唱机，每天如果不听苔巴尔迪、卡拉斯、吉利、斯苔方诺、马里奥·兰扎、范·克莱本、米凯兰杰利就睡不着。四个男同学组成一个伙食团，轮流做饭，林耀基和盛中国常说“老耐”弹琴那么有味，做饭怎么那么难吃。“老耐”是我的外号，源于“涅高兹”的姓名发音。刘诗昆也说：“‘老耐’做饭我们就惨了，你看他切了半天的肉丝，根本是一长条，没切断！”我们与刘诗昆同住一个套房，他一人住一个小单间。他对朋友的真诚和热情，永远难忘。他知道我的基础差，扎克因为去国外演出有时不在莫斯科，为了帮助我，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听我弹，为我出主意。他对大家都是一片赤诚，有一次范·克莱本来演奏，一共弹三场，但“柴院”大厅只能容下不到两千人，而想进来的人达到了十几万、几十万。没有办法，莫斯科只能出动马队，维持秩序。我们都没有票，刘诗昆因为得过“柴赛”第二名，所以有一张票。他想了很“妙”的办法：入场后把票放在风衣里从栏杆中递出来，第二个人穿风衣进去后，又把票放在风衣中递出来给下一个人，就这样最后大家都进去了，简直是奇迹！至今还记得刘诗昆在独奏音乐会上演奏《狂欢节》时的趣景，当弹到难度最大的一段大跳时，他的眼镜腿儿出了问题，眼镜一直向下滑落。但他很镇定地一边弹一边趁着节奏缝隙去扶眼镜，手上一点没乱，一个音也不错，到最后弹结尾的和弦时，眼镜随着和弦的节拍一起掉到了地上。
那时候“柴院”就在我们住处附近，离红场很近，我们虽然没钱，但听了大量世界名家的音乐会。看门的大妈特别善良，知道中国人没有钱。我们只买节目单，节目单的钱是看门大妈收，她们总说“进去吧”。没位子我们就站着听，这些世界各地来的名家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见识，开阔了眼界。很多惊人的演奏都出自这里，比如格伦·古尔德在莫斯科“打响”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当时他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上半场时人还没有坐满，但中场休息时大家就疯狂了，都跑到电话亭叫朋友过来一起听。于是一炮而红，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巴赫演奏家就在这个大厅产生了。当时有人告诉我，“柴院”最厉害的不是这个大厅本身，而是这个大厅里坐着的观众。这些观众对音乐的痴迷就像中国戏曲票友听谭富英、马连良这些名角大家一样，天天来听。有一次，我坐在二楼，旁边的老太太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是小提琴演奏家克里莫夫的什么纪念日，我说不知道，老太太说：“今天是他与乐队拉柴科夫斯基协奏曲的第一百场！”
20 世纪 60 年代的莫斯科“柴院”音乐厅
还有一件关于克拉芙琴科与索弗朗尼茨基之间的趣事。据说当时索弗朗尼茨基已经开始酗酒，但是有“天神”的声望，比所有人的地位都高。克拉芙琴科住在列宁格勒，有人告诉她礼拜六索弗朗尼茨基要演奏，她就坐火车过去了，结果弹得一塌糊涂。她很不高兴，说以后再也不听这个人演奏了。结果回去后，马上有朋友告诉她，礼拜天他还有另一场，是拿手好戏，结果她又去了，还是很差，后来又有人打电话过来说礼拜三索弗朗尼茨基的演出好得像“仙人”，下个礼拜六还有。结果她又过去了，还是不好……
两次比赛，两封信
齐： 这些见闻太有趣了！您留学回国后是否与扎克教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呢？在一些资料中，我们知道扎克教授曾经为您写过两封重要的信，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吧。
李： 几十年过去了，我心中始终很不安。我将永远怀念恩师扎克，他永远在我心中，从未离开。回国后，我没有给他写过信，甚至一张贺年片都没有。
1961年，扎克写了一封信，请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转中央文化部，推荐我参加1965年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信中说“李民铎有可能在这次大赛中名列前茅”。多年后，曹承筠也写过相关的回忆录。当时，扎克最重要的助教、获得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比赛第一名的米尔维斯对我说：“你要珍惜扎克写的推荐信，在我的记忆中，他自1937年得奖后，从没带学生去过‘肖赛’，这个机会很宝贵啊！”第二封是1961年扎克写给“柴院”院长的信，但这封信是2018年“柴院”博士郑丽莎从广州带给我的。他在信中说：“关于李民铎，我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李民铎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钢琴家。他具有独特的音乐家的敏感性，而他这种敏感性来源于他对音乐真诚的想象力，对于艺术意图微妙性的理解，对曲式极好的掌控力，以及对细节处理的精细加工和声音特征的多样化。李民铎的天赋和非凡的艺术感染力让我相信他会在巴黎举行的玛格丽特·隆钢琴比赛和在华沙举行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表现出众，大有希望获奖。”我没想到，扎克在同一年还写过第二封信，他对我的关心，对学生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久久不能平静。心中的泪，不会从眼睛里流出来，但充盈了我的心肺。当年，我请郑丽莎带了一盒茶叶和一封信给“柴院”现任副院长以示感谢，很快便收到了回信。她（“柴院”副院长）请我带学生访问“柴院”，举办以纪念扎克教授为主题的音乐会和讲座活动。廖昌永院长得知此事，也计划亲自带队，让“上音”与“柴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遗憾的是，后来也因特殊原因没有成行。盼望我们能够早日赴“柴院”，以纪念扎克老师对中国学生的无私大爱。他灿烂辉煌的演奏艺术，忠厚朴实、高贵纯洁的心，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齐： 听说1964年您本来是要去参加“埃内斯库比赛”的，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最终没有去？
李： 1961年，文化部收到了扎克推荐我去参加“肖赛”的信，但1962年我回国后，因为中苏之间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搁置了。1964年4月，我突然接到参加“埃内斯库比赛”选拔的通知，我弹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10)、德彪西的练习曲、巴赫的作品、肖邦《第四叙事曲》，还有埃内斯库的作品。别人都准备了六个月，而我因为手出了问题，只准备了三个月，最后还是选上了。听说当时负责选拔的领导说：“不能都去‘埃内斯库’，要留一个强的选手准备接下来的‘肖赛’。”于是，他们决定“把李民铎留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扎克之前的信起了作用。但当时处在“文革”前夕，政治风云剧烈变化，最终，我还是没能去参加“肖赛”。之后，我就下乡了，但当时一点儿都不难过，我始终心想“还有机会”。
齐：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在2012年全国“九大院校研讨会”上，您被认为是“涅高兹钢琴学派在中国的第一传人”。
李： 你记得没错。但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绝不应该把我当作第一传人，第一传人不是我！但顾圣婴已在1967年去世，所以大家都让我不要再提此事了。
旅美归国后与老同学在北京重聚，司徒志文（前排左一）、郑小瑛（前排左二）、左因（前排左三）、李民铎（后排左一）、林耀基（后排左二）
齐： 非常感谢您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进行了一次精彩纷呈的时空之旅。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听上去太令人入迷了。不知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有趣的小故事与我们分享一下呢？比如，我就对您下乡“挑担子”那段经历特别感兴趣，毕竟这些事情对于我这一辈人来说，是没有经历过的。
李： 那个时代人们都热情高涨，下乡的人很多。下乡前，我们都把自己的铺盖卷集中到大礼堂，里面是一张席子、一匹薄毯和一顶帐子。大家互相帮忙把铺盖扔上卡车，到了乡下，再把各自的铺盖打开，可是，我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铺盖卷。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硬挤到另一位男同学的帐子里睡。他很不高兴，因为大热天每个人都是一身臭汗。几周后，劳动结束了，回到学校才发现有一个铺盖卷还躺在大礼堂。这才明白，原来是我帮别人搬完后，忘记搬自己的了。
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们挑担子的时候，老乡把担子捆好，等到我把担子挑到地方后，另一位老乡再帮我们解开。有一次，我觉得担子一直在动，心想：“今天难道是担子想挑我？”到了地方，老乡把担子解开时，突然从里面窜出一条蛇，飞快地逃走了，原来我挑了一条蛇！
齐： 这两个细节一下子把沸腾年代的纯真质朴与火热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条蛇，实在太惊险了，让我想起您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手指被门挤伤的事情。那个时候，信息与交通都不像现在这么迅捷便利。现在从上海直飞莫斯科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您留学时需要坐一周多的火车。如果不是坐火车，也不会伤到手。似乎您这代人对火车有着特别的情结，还有些什么与火车有关的趣事吗？
李： 那个年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物资比较匮乏，人也更节俭些。1960年，我参加文化部选拔，为了省钱，每张卧铺三个人睡，从晚上六点开始轮流每人睡四个小时。
记忆最深刻的是准备启程回国的那段时间。同学们对我热情如火、依依不舍，我的行李中重要的书、谱子、唱机、唱片等为主的“七大件”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开始举行欢送仪式，我们一起唱歌、喝酒，酒精的力量在年轻的血液里沸腾，每个人都晕晕乎乎的。突然有人大叫：“到点了！”大家七手八脚，有的搬行李，有的准备票，先到车站的人把行李送上去。糟糕的是，拿票的人忘记把票还给我。火车开动了，突然一个苏联列车员要查票。我想，这下完了！我清楚地知道票还在挥手告别的人的口袋里。毫无办法，火车越开越快，那个人逐渐看不见了。因为我没有票，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列车长说我已无权到餐车吃饭，如果几天后到了下一站伊尔库斯克还得不到票的消息，就要轰我下车。当时我一个卢布也没有了，如果带着那么多的行李真的被赶下车，后果不堪设想。不管怎样，我不能再去餐厅吃饭，为了节省精力，我干脆躺在床上不起来。幸好有同路的老同学知道此事，他们其中好像有康却非和李其芳，还有谁我记不清了，偷偷从餐厅带一些面包和水，让我不至于饿出病来。还好，某一天列车长收到了莫斯科总站的电报，那个忘记把票交给我的同学发现口袋里的票后，马上交到了总站，这样我又能去餐车了。经过一系列的波折，我最终回到了北京。
与同学在柴科夫斯基雕像前，李民铎（前排左一）、林耀基（前排左二）、曹承筠（前排左三）、左因（前排左四）、盛中国（后排左一、）刘诗昆（后排左二）、郑小瑛（后排左三）
齐： 李老师，您觉得有什么“钢琴精神”是那个年代人具有，但现代的人欠缺的？
李：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扎克当时震撼了整个“肖赛”，他声名大振，华沙“疯”掉了。你看这些资料中是如何记载的。那一届的“肖赛”评委会主席亚当·维尼亚夫斯基这样评价24岁的扎克：“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音乐家，这是无可争议的。”波兰钢琴界元老总结道：“扎克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听到的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涅高兹曾评价扎克：“雅可夫·扎克的演奏实在令人叫绝，可以毫无顾虑地把他归入欧洲（不仅是苏联）最好的钢琴家行列。他的技艺不仅给广大听众带来极大的精神享受，而且还唤起人们真正的尊敬和赞同感。我认为，扎克的演奏创作，具有无可争议的海菲茨‘超凡个性’风格的各种特征，他那广泛而丰富多彩的演奏曲目，为表现这种风格的各个侧面，提供了广阔天地。”扎克的成就那么高，但他从来没向我说过一件与他得奖相关的事，他的人品实在是高贵。周铭孙老师的文章也提道：“扎克为人善良，非常高贵！”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扎克引用布洛克的一句话来回答：“诗人只有命运，没有功名。”
